协作者：团结协作 助人自助的典范
“这是一个充满选择与机遇的时代，也是一个容易迷失信仰与方向的时代，生活在容易让人安逸与堕落的都市，保持心灵的安宁，知道自己走向何处——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了。”
协作者创始人——李涛
2003年春天，我们几个青年人在东五环外的一间出租屋里，签下生死状，开始了抗击“非典”（SARS）农民工紧急救援服务，由此，全国最早的民办社会工作机构之一——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（简称“协作者”）诞生。
我们之所以叫“协作者”，是坚信：每个生命都有尊严，每个弱者都有力量，因此，以“团结协作 助人自助”为服务理念，一方面与政府、企业、NGO及志愿者广泛合作，构建“服务创新-研究倡导-专业支持”三位一体的服务体系，另一方面协助困难群体从受助者成长为助人者。经过17年的努力，协作者创新出“团结协作 助人自助”的专业服务模式。
协作者的主要做法和成效
一、协助困境人群解决实际问题的同时，提升其助人自助的能力
协作者组织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开展困境救助、能力建设、权益保护、社区照护等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活动，综合回应包括农民工、流动儿童及孤寡老人的现实困难的同时，提升服务对象的自我服务和社区参与能力，逐步成长为服务社区的志愿者。
经过17年努力，协作者从最初1名没有工资的专职人员，发展到40多名全职工作者，其中有一半以上的的同事在团队工作5年以上；建立起由60多名专家构成的顾问团队，已为超过100.8万人次困境人群在内的各类群体提供了专业服务，并培育了14150名志愿者。
“协作者的服务证明，鼓励农民工参与社会工作，能够使社会工作队伍建设在普通人当中产生原动力，使社会工作在真正有需要的人群当中发挥作用，也与社会工作的本质更为贴近。”（工人日报，2010年10月27日报道）
二、在服务过程中开展行动研究，为社会治理创新献言献策
协作者突破草根组织局限于微观服务的瓶颈，在服务基础上开展行动研究，承担了2009年民政部“社会工作人才服务农民工问题”课题（课题编号：2009MZABR46），2012年民政部“志愿者培育与发展机制研究”课题（课题编号：MZ2012ZYZ—5002），2015年民政部“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社区、社会组织与社会工作互动机制研究”（课题编号2015MZR0252702）等课题研究工作；发布了35个研究报告，出版了9本图书；参与了《全国社会工作职业道德规范指引》、《社区社会工作服务指南》、《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绩效评价标准》、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等多项社会政策和标准的起草制定工作，并召开了“全国农民工职业安全与健康权益保障研讨会”、“全国农民工公共政策改革与服务创新研讨会”、“全国农民工社会工作服务创新研讨会”等四届全国性研讨会议，与传统会议不同的是，农民工和流动儿童不再只是作为“被研究的对象”，而是作为会议代表在大会中做主旨发言。
三、在服务实践中总结提炼本土经验，助力社会工作与社会组织行业发展
协作者认为，任何组织的服务范围和能力都是有限的，如果不能在服务的基础上有效总结推广经验，服务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。2007年开始，协作者服务模式已被成功复制推广到长三角、珠三角地区、山东半岛和中部地区。在中国流动人口输入、输出最密集的五个区域分别建立了“北京协作者”“南京协作者”“珠海协作者”“青岛协作者”“江西协作者”。五地协作者各自独立，彼此形成战略合作网络，相互支援。其中，北京协作者、南京协作者及珠海协作者均被民政部评为“全国社会工作服务示范单位”。2010年6月，北京协作者成为北京首家由市民政局直接主管的兼具服务性、倡导性和支持性的民办社会工作机构，被媒体誉为“一个草根组织的华丽转身”（公益时报,2010年8月4日），开展北京市第一个“三社联动”试点示范项目；作为第三方对承接政府购买社会组织项目的监测评估工作，并创新出“支持性监测评估模式”，截止到2019年，为全国47700多名社会组织负责人、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提供了专业支持。
2015年，受北京市社会团体管理办公室委托，北京协作者承接北京市社会组织发展服务中心建设与运营项目，为全市4000多家市级社会组织提供专业支持服务，并统筹引领市区街三级社会组织培育孵化平台建设工作。协作者创造性地将“团结协作 助人自助”的模式引入培育孵化工作，组建了涵盖法律、财务、品牌建设、人力资源和公益导师在内的公益资源联合体，为社会组织提供自助式服务；并建立了“边界清晰、优势互补、良性互动、协作支持”的政社合作模式，作为经典案例被收入《中国社会组织蓝皮书（2016-2017）》。
17年前，当社会工作与社会组织不为人们所知时，协作者以艰苦行动开启了本土模式的探索；17年后，当社会工作与社会组织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战略举措时，协作者不忘初心，依然深深扎根基层，陪伴每一个“弱者”成长，助力其拥有发展自我、温暖他人的力量。
“协作者的发展改写了权威们认为的草根NGO只能‘被能力建设’的传统观念，证明了中国本土草根NGO完全可以通过自身探索成为具备专业水平的组织。” （京华时报，2010年8月2日）
